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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超过20亿平方米的建设，现在还有足够的土地能够容纳另一个20亿平方米。

但这是以不可持续的压榨中国出口竞争对手为代价的。但迅速增加的银行贷款，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长期解决方案，特别是如果这些银行贷款的配置错误达到了以前贷款飙升时的程度。

世界需要做好准备：在10年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从过去20年令人眩晕的高度，降低至——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仍然可观但远远低于目前水平的5%至7%。20年来，特别是在过去10年，负债迅速增加使美国的消费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长，贸易逆差也随之扩大。首先，在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的环境下，如果消费增速也出现下滑，这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就像在收入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带来了消费的迅速增加一样，收入增速大幅放缓应会导致消费增速也放缓。作为美国消费热潮主要受益者的亚洲尤为如此，特别是中国。

如果中国经济是美国消费过度增长的最大受益者，那么中国也可能成为美国储蓄率上升的最大受害者就是这样的人，曾经当了34年中国人，而只当了12年澳大利亚人的华人，涉及让中国的国家利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说，汉奸不一定是表面上的坏人，那些道貌岸然的人可能更汉奸。二是高度的集权化 ，即将事权、财权和财力统统上收，中央搞条条专政。

考量这三大理由，就会发现有许多值得值得商榷之处。不然，全社会千夫所指的一年一万多亿的三公消费（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又如何解释？近年来，频频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又如何解释？由此看来，此种毒瘤不除，要想根本解决基层财政困难，乃至整个国家的财政问题，难矣哉。三是适度集权， 即将事权、财权和财力在各级政府之间作大致的合理划分，但中央必须保持能够居于主导调节地位的适度的集权和财力。正如我在前一篇《省直管县会不会又是一次瞎折腾？》的文章中讲到的，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由于受到当时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遇到的阻力也非常之大，因此，尽管当时的动作相当大，但这一改革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妥协、折衷、探索和权变的色彩，也因此，它必然是一个不很完善、不太彻底的改革。

比如，日本，中央与地方在事权上实行四六开，中央承担政府事务的四成，各级地方承担政府事务的六成，但在财力分配上，则翻了过个，中央掌握六成财力，地方只掌握四成的财力，这之间的差异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大量转移支付来解决。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由此必然导致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地方之间事权划分的不明晰，由此又必然影响它们之间财权和财力的划分。

由此可见，适度集权模式可能是适合大国发展的一种比较好的财政体制，它可以实现一举两得，既保持了中央的可控性和主导性，有利于调节各地区发展的差异，促进各地区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与稳定，从而保证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企图幻想建立一种由各级地方政府能够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财政分权化体制，实在是十分幼稚和可笑的。其次，虽然八十年代以来全世界出现了分权化改革的潮流，但仔细分析一下八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分权化改革，就会发现他们在财政方面，实际上是说得热闹，真正动真格的少，换言之，他们往往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如果联想到像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庞大、民族众多、各地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又极不平衡（胡鞍钢先生称之为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的情景，如果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继续实行分权化改革，中央没有必要的财力集中程度，则最终很可能导致中央大权旁落、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演化下去最后国家必然四分五裂。

因为，分权化改革的成功取决于多种条件，比如，基层政府的廉洁和高效，民主制度与监督的比较完善，各地之间的差异比较小，等等。因为，如前所述，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庞大、民族众多、各地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国家，如果要实行一种完全能够让各级地方政府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彻底的财政分权化体制，那么，这就必然要求这种体制首先要能够适应各地的不同情况，可以想像，在现实中要设计出这样一种能够适应各地不同情况的财政分权体制的难度有多大，它可以说无异于解决哥德巴哈猜想。而且，我们前面引证美国、英国、法国、印度，以及中国清末的例子，尤其是先是实行分权体制，尔后逐渐转向适当集权模式的美国的例子，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在现代化大生产的经济中，由于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影响早已远远超过自然经济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狭小范围和空间，形成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世界相互密切联系的经济整体，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很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即蝴蝶效应。相反，如郭佩霞博士研究的印度九十年代的分权化改革和中国清朝末年的分权化改革的失败，以及邹恒甫先生在前几年所作的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分权化改革失败的调查，都一再证明，分权化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

针对目前县、乡基层财政的困难状况，人们纷纷提出了不少的应对之策，其中，占主流的观点是应当下放财权和财力，以分权化体制来缓解当前的这种困难。对于当前的县、乡基层财政困难，民间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对此描述得相当形象――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摇摇晃晃，县乡财政鬼哭狼嚎。

比如，美国的这次次贷危机对于美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严重影响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且放诸现实，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九十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央之所以能够拿出大量的财力来缓解三农问题，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等，正是因为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能够集中必要的财力。

如果再加上许多并没有摆在桌面上的各种预算外、制度外的资金，甚至贪污受贿的收入，那么，这个数字恐怕是相当惊人的。从财力比重变化情况看，它表明这两个国家的分权化改革只不过是为了解决过去那种过度集权的问题而已，而中央集权的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所有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深思吗？从理论上看，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至少有三种解决办法。这一点，王绍光先生在《分权的底限》一书中作了很好的分析。转移支付支出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的比例，1950年为5.5%，1980年为15.6%，2005年为17.2%。再如美国，美国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早期的美国就像现在的欧盟一样，不过是由十三个独立的殖民地联合而成，因此，实权是在州和地方政府手里。

可以说，目前转移支付已经成为州与地方财政的财力支柱。同时又能够给各级地方留出一定的活动空间，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保证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这一劣化和腐化集中表现在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僚衙门化、奢侈浪费化、机构和人员臃肿化、部门和私人利益最大化、贪污受贿成风化。因为，财权和财力的划分缺乏明确的依据，而且正是由于这一带根本性的依据的缺失，在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地方之间利益的逐渐分化和硬化的情景下，各级政府之间在财权、财力的分配上，必然出现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相互博弈，也难免出现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并由此出现财权、财力的层层上收和事权的层层下放，以及由此引起的基层财政困难。

世界各个大国的实践证明，它也是一条不大成功的解决方法。相反，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从整个美国的历史来看，它恰恰是经历过一个由分权向集权的转变过程，这一点从美国各级政府税收收入比重的变动情况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为什么基层政府还是普遍感到财政困难呢？这里面应当还有隐藏的深层次的原因。这样一种博弈的结果，必然使处于政府间的弱势群体地位的基层政府的财政越来越困难。三十年来，我国的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百分之四左右大幅度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是明证。比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就不太明晰，以及省以下的分税制改革尚未进行，等等。

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大国一般各地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各种差异，中央或者联邦政府由于信息不对称，常常可能作出不切合地方实际情况的决策，从而会影响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不客气地讲，这实在是在用仍然处在中世纪的小农经济的花岗岩脑袋来思考已经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今天的问题，这不是开玩笑又是什么呢？而且，我们敢断言，如果硬是昏了头脑，非要推行这种所谓的彻底的分权化的财政体制，不仅解决不了当前的基层财政的困难问题，甚至会由于实行这种体制而使得各地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更大，而中央又缺乏相应的调节能力，而导致基层财政更大的困难。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虽然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市政府的财力占整个政府财力的比重是在上升，但从绝对额看，县、乡等基层政府的自有财力部分仍是增长的，而且，中央和省的转移支付也是在不断增加的，即基层政府所掌握的财力还是在不断增长的。一是彻底的分权化，即将事权、财权和财力统统下放，中央搞虚君共和，完全让各级地方政府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二是，世界八十年代以来各国都在实行分权化改革，纷纷下放财权和财力，而且还有西方蒂博特分权模型的理论支撑，因此，分权化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又岂能置身其外？三是，我国的改革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分权化的成功性。因此，正确的应对之策不是实行彻底的分权化改革，而应当是在继续坚持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的中央适当集中财力的方向的基础上，在各级政府之间，明确事权划分，加强法制建设，规范转移支付，以此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

而且，即便是能够设计出来，恐怕这种财政体制就不是一种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统一的规范的财政体制，而实际上是一地一策的、既不统一也不规范的若干种财政体制了那么，为什么基层政府还是普遍感到财政困难呢？这里面应当还有隐藏的深层次的原因。比如，美国的这次次贷危机对于美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严重影响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认为这个原因就是目前部分政府部门的劣化和部分政府官员的腐化。

这一点，王绍光先生在《分权的底限》一书中作了很好的分析。比如，日本，中央与地方在事权上实行四六开，中央承担政府事务的四成，各级地方承担政府事务的六成，但在财力分配上，则翻了过个，中央掌握六成财力，地方只掌握四成的财力，这之间的差异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大量转移支付来解决。

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大国一般各地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各种差异，中央或者联邦政府由于信息不对称，常常可能作出不切合地方实际情况的决策，从而会影响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三十年来，我国的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百分之四左右大幅度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是明证。

再如美国，美国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早期的美国就像现在的欧盟一样，不过是由十三个独立的殖民地联合而成，因此，实权是在州和地方政府手里。可以说，目前转移支付已经成为州与地方财政的财力支柱。